■胡荊烈

在匆忙與恍惚間，總碰到老同學冷不丁地問我，“怎么當上記者了？”我先是一愣，進而思索，一時難于應答。

（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對過去的歲月是有至深記憶的。在那時，記者是一個足以讓單純的孩子向往和滿足的職業。當時農村讀書識字的人很少，能到外面走南闖北還會寫文章做記者的村里還沒有前人。記者作為文人和在外做官一樣，受到村民的格外看重。至于后來自己當上記者，并急切地把消息告訴遠在萬里之外的雙親，我的心里是帶著一絲的驕傲和報喜心緒的。

父親曾在村小學教書，那時偶爾帶回幾張舊報紙，印張殘缺不齊或紙頁發黃，報紙在當時很稀缺，當記者的人就更少了。十二三歲時，我們趕上了撥亂反正，恢復了高考，鄉下不少孩子進學堂讀書。

“書中自有黃金屋”，再窮的孩子都能走這條路。古時有匡衡鑿壁借光求學的故事，我們那一代，是在“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宣傳語境中求學成長的。為逃離窘迫的農村環境，離開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際遇，一大批農家孩子挑燈夜戰，勤奮讀書，終于“鯉魚跳龍門”，進了城上了大學。

我便是幸運的一位。

（二）

贛州，古名虔州，已有兩千兩百多年的悠久歷史。在那座古老的歷史文化名城里，知識的濡養讓我們這些莘莘學子意氣風發。在滔滔贛水邊背誦唐詩宋詞，在郁郁松林下閱讀魯迅、茅盾、郭沫若……面對思想解放后中國文壇百花齊放的景象，面對書架上琳瑯滿目的各類文學雜志，我們新奇地打量著，翻閱著，品嘗著。我們曾經是《詩刊》《十月》《收獲》的稚嫩讀者，是《小說選刊》的追隨者，那時一種文學的夢想讓我們不少學子游走于當作家的況味里，他像一只隱形的手，牽引著我們向前去。

當時家中能給的錢并不多，但這些錢卻被用來購買《小說選刊》了，為了買齊每一期，有位青年寧愿在寒冬穿得單薄一些，陳舊一點，也不愿放棄攢錢買雜志的愉快和那追求的腳步。

有一支燭光值得回憶。燭光如豆，立在墻角，一起來實習的同學都吹燭睡去了，可有一支燭光還在搖曳，燭光下還有一位青年在埋頭“工作”，桌上是一張四開白紙，紙上謄寫著學生的詩歌、散文習作，插圖是自己臨摹上去的。窗外寒風冷雨，燭光熏黑了青年的鼻孔和眼瞼，一直到深夜，一張“萌芽”手抄報出來了，想著明天就要面對初二（3）班的全體同學，這位青年依稀看到了一張張可愛的笑臉，覺得這“報紙”分量又重了。對于手抄報，沒有學校的教學任務，沒有孩子的催促，完全是出于一種熱愛，這青年做得有滋有味。

這青年就是我。

（三）

文學頗具色彩和張力，他讓人懷揣夢想，讓人意氣飛揚。我大學畢業分配到贛南的一所中學教書，但我并沒有前去，而是去了大西北的新疆。這事實的背后，更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故意，故意把自己置身于粗獷的大西北，去歷風沙、經洗禮。

我崇尚“自由之思想，自由之心身”，面對無垠大漠，面對天高地迥，我內心還是愧疚不已，因為遠離了生身父母和骨肉兄弟。

拿著那疊發黃的手稿，一頁頁掀開，有些筆跡已經有20多年了，那本文學寫生本也顯得老態了，但每一次翻閱總是引起我深深的回憶。在天山山麓，我曾經一人起大早，坐在荒蕪的山嶺上，面對吐鄯盆地那茫茫戈壁待日出，寫日出；曾一人跋涉于天山的溝壑溪谷中，聽山風看飛鳥察地貌練詩興；曾坐在硬座車廂上，面對車窗遙望河西走廊邊際上的雪域祁連山，思緒飛揚，而“龍飛鳳舞”，這種苦行僧式的文學采風，我堅持了七八年，正是由于當年勤于記錄，才有今日個人意義上的“珍藏”。

文學的影子已經遠去，收藏在剪貼本上只是發表的一些小詩、小散文和小小說。這些小品就像是一頭老黃牛，吃過許多草，啃過許多荒地后“產”下的。

（四）

收獲的日子不到一年，一則招聘廣告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

也許我現在有點后悔，或許我不該看到那則招聘記者廣告。對文學青年來說，記者是頗具吸引力，于是參加了烏魯木齊晚報社的招聘考試，并在千人的應考大軍中，躋身上榜，被錄取。由此我離開了那生活了8年的南疆，離開了天山深處的阿拉溝，離開了那教師的三尺講臺，也后悔自己用情太專，搞上了新聞，冷落了曾經熱愛的文學。

邊城的8年生活已模糊了，但那乳白色的報社大樓卻依然矗立在我的心中，那樓頂上和高墻上郭沫若的手書“烏魯木齊晚報”六個大字一直清晰地飛舞在我的眼前，我不會忘記報社的培養、可敬可愛的同事……

那時，我司職文化報道，對采訪我最初體味到的是“記者”，這樣的日子不長，我買來藝術類書籍“補功課”，收獲不錯，并愛上“娛記”這行。后來隨著新聞閱歷的增長，心中就萌生了一種守土有責意識。記得1995年秋，我赴成都采訪中國戲劇節，8位梅花獎得主先后在劇場彩排，當時我一天泡在劇場里，來人就問，有空就查資料了解情況，當時各地來采訪的記者還未進入角色，而我卻獨自到了現場，先后與8位梅花獎得主“親密接觸”。對現場僅有的一位記者，梅花獎得主們是何等的垂青和“新奇”：這位記者太認真了，我們都很認真配合他的采訪。這一仗，我提前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稿件得到了老報人的首肯。后來幾天，多家媒體向我挖“料”，我則自如地“放水”。

大大小小的采訪經歷了很多，陜甘寧邊區行、中國藝術節這些國家級的活動我有幸得到采訪機會，有的事猶歷歷在目，有的已經朦朧了，一時難于梳理，更像是讓歲月淘去了。

對社會生活的提問，對事實的客觀報道，對輿論的監督作用等等，這些最平常的概念如今翻來覆去被提起，有的已成工作的口頭禪，是因為我們放不下心中的事，恪盡著職責！

（五）

“怎么當上記者了”，這簡單的提問，在我腦際縈繞再三，我想，這應是一種自然，就像鶯飛草長，桐剪秋風；就像雪落無痕，冬去春來。

如果說，人生用來構圖的話，我的人生竟是一條重疊的直線。從江西去新疆，又從新疆回到南方廣東，三點在一直線上，雖然完整，卻沒有弧度的圓潤之美，沒有方正的棱角之尖，卻坦坦蕩蕩，不折不曲。線有形，人若水，闖過新疆的人，還如此之率直純正，是大不足？這還是讓歲月去作答吧。

堅持寫作數十載，路還是要走下去，不是因為自己寫得比別人少或別人寫得比我多，舍不得七寸之筆，而是自己深深感到新聞與寫作已離不開生活，一旦離開就無所事事了。

我想起了已逝著名作家路遙，在他創作《平凡的世界》時，把自己藏在一個招待所里，常常寫到天亮，這樣的“苦”日子熬了很多，當作品收官后，他走出房間把筆從高處扔了出去，灑脫地放逐心靈……

作為一個正統的報社“小文人”，這境界，我難于企及。

筆在手，還須持之燈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