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均

《師友襟期》是周汝昌先生晚年撰述的“人物志”。據編訂者周倫玲女士的《后記》，其書原名應是《鴻儒72家》。周先生隨性而寫，寫畢便塞入牛皮紙袋，最后寫成的至少108將。除少數文章字跡難以辨認，因而未能整理收入，其他文章皆由周女士整理，編入此書。此種寫作方式，類似元人陶宗儀撰《南村輟耕錄》，在樹葉上書寫，置于盎中，再埋于樹根下。

今番讀到此書，便知曉雖是紙上文章，而竟澆灌了周先生晚年心血，字字讀來，皆不尋常。其中，最深的印象便是周先生行文的風格，雖不能說是戛戛獨造，但確乎是一種浸透著濃郁的周氏風格。初讀此集，周先生的性情言談便撲面，甚乃是逼人而來。因周先生寫文，全憑個人之神行意會，以個人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為據，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頗近于顧隨先生解讀古詩文之風格。書中所敘，并非史書式的紀傳體，對人物行狀予以記錄，而是敘述傳主與自己的因緣。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因紅樓夢研究而與周先生結緣。因此，此書的基本敘述模式便是：周先生回憶紅學之路上的人與事，以自己的見聞、理解與評判敘述之、臧否之。這些人與事，無論他們的身份、事跡、志業、聲名如何，皆是周先生紅樓宇宙里或明或暗的“滿天星斗”。而這個宇宙顯然是以周先生于紅樓夢的思與寫為中心而旋轉的。周先生還專門為這批文章設置了詩贊體，即每篇文章后都自撰詩一首，作為對這些人與事的評贊。這種形式又接近于《史記》的“太史公曰”，也和戲曲里定場詩有些類同，周先生采用這種形式，當然是受這些典籍的浸染而仿效之，但也有為他的紅學世界建立標準的用意，如同給水滸之108將排座次。或者說，以他的視角，來建構一種松散的個人親歷的紅學史。此書大略可以有三種讀法：

其一，此書可視作周先生的紅學自傳。此書雖是寫一個個的人物，但皆是周先生紅學之路上有關涉者，譬如，有為大眾所了解的，如顧隨推薦周先生的第一篇紅學文章，此是周先生走上紅學之路的起始。而胡適對周先生的欣賞與提攜，則是周先生紅學之路的基礎。也有一些較少為人知，但對周先生尤為重要者，如周先生的四哥周祜昌。在《世間曾有這么一個人——悼亡兄祜昌》一文里，周先生就一再提及兄弟情誼與紅學情緣相交織，令人動容。如“拙著《紅樓夢新證》的出版，四十萬言的巨著，稿如山積，是祜兄一筆一畫工楷抄清的”，“他的后半生，可說就是為了《石頭記會真》一書而奮斗到底的”，等等。

其二，此書又是一部紅學公案錄。在《何其芳》一文的結穴處，周先生寫道：“世間事，曲折復雜，時出人‘智’外，‘五百年后’考證家考證‘紅學公案史’，會涉及我所遇到的人和事。‘考證’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實與幼稚顛倒起來。草草記之，以備來哲審判”。由此可見，周先生一氣將諸多人物寫來，其實是常常惦記著圍繞著紅學的紛爭與公案。《紅樓夢》之學，圍繞作者、版本之說，聚訟紛紛。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時代的政治風向與紅學交織在一起，紅學不僅僅是學術，也成為政治的風向標，甚至成為政治本身，而影響普通生活。周先生以恭王府為大觀園之原型，尊庚辰本貶程乙本，是影響了數十年紅學及《紅樓夢》文化的大關節，亦引發了更多的爭議，直至身后。周先生自然深知此事，因此在寫人寫事之時，往往也當作紅學公案之檔案，以備后世評判。

其三，此書更可作為紅樓遺珍錄。周先生寫及人與事，有一大類是紅學史上的失蹤者，也即周先生有所見聞與接觸，但此后消失不見的與《紅樓夢》及研究有關的人物。如《沈從文詳注〈紅樓夢〉》里，談到沈從文曾寫有“一部質、量俱不尋常的紅樓注稿”，而且沈從文彼時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因之特別注意且主張對書中的實物予以解釋。可惜的是，在現今所知的沈從文著作里，這本特別的《紅樓夢》注解卻是很少有人提起。又如《千秋疑案悼吳公》一文里，提及吳則虞談到并獲得某部《石頭記》異本，但因為機緣不巧，周先生始終并未親見。隨著吳氏的去世，異本之事也就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了。再如文史學家張次溪所見過的“一部最巨大的《石頭記》抄本，其冊之巨大，必須放在‘八仙桌’上方能展閱”。凡此種種，周先生在紅學之路上所見所遇，種種趣聞及遺憾，于書中隨處可見，周先生在文中常為之嘆息。

是書秘聞甚多，我最珍惜亦最感動的一則是寫吳宓先生。吳先生以妙玉自況，仿《世難容》撰同題曲，周先生舉“行真人愈妒，守禮世同嫌”，來嘆息吳宓先生之命運。然我獨賞“只贏得花落無果空枝戀，又何須高人名士嘆無緣”。此語應是吳先生回答這一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時代與人生”之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