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正興

我與聶茂是30多年的朋友了。我們都是農村里的苦孩子，跳出農門后，一起到長沙打拼，有著共同的興趣和愛好。

這些年，我知道他從文學創作轉向文學評論，聚焦文學湘軍這一塊，并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文章，以為只是“為稻粱謀”，也沒在意。直到去年底，他一下推出7部專著，送給我一套，真是讓我又吃驚又敬佩。他知道我是侗族人，對民族文學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與發展十分關注，便指著其中的一部寫瑤族作家的書《民族作家：文化認同與生命尋根》（中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說“可以看一下”。我立即打開這本專著，認真讀了起來。

說實在的，在全國的文學版圖上，江華的分量曾經微不足道，至今也談不上是重鎮；在湖南的作家序列里，江華也不在中心地帶。它一直在閃爍，卻少有人看到它的光芒；它一直在生長，卻少有人知道這粒種子的能量！但這并不影響江華作家對生命孜孜以求的思考、對世界近乎靜默的注視。

江華文學有共同的精神底色——澄澈、通透；他們有共同的民族風情——傳統、神秘；他們有共同的詩性特質——瑰麗、多情；他們有共同的審美基因——超越、野性。凡此種種,都讓他們呈現出迷人的色彩，但在紛繁多樣的浮華和物質享受的迷離面前，他們沒有成為讀者的寵兒，甚至成為被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研究界遺忘的領域。

聶茂注意到，民族傳統和神話傳說是江華瑤族作家群的直接背景和書寫對象。對于民族和地域文學，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家大多重視其地域要素和民族風情，并以此為歸類標準和分析依據。不過，仔細地推敲起來，將江華文學僅僅定義為民族和地域文學，并以此為研究的切入點，雖有依據卻終嫌單薄，這種分析缺少對寫作實際與文學文本的深入體察和辨析。基于此，聶茂使用了西方文學中的隱喻、原型、復調、反諷等理論，以及中國詩學中的意象、意境等概念，努力展示其藝術價值和文學痕跡。

如果拋開評論家對地域文學的慣性思維和個人化偏見，拋開民族和地域文學所具有的既有價值判斷，我們寧肯把江華文學理解為在藝術性、民族性、地域性上進行融合的群體性嘗試。只是這種嘗試較之天馬行空式的文學書寫要顯得復雜、紛亂一些。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呼喚、贊美甚至仰仗著民族、地域文學的主題、情緒與語言，另一方面又積極吸收現代性的精神和藝術特質，這種奇異的交叉乃是江華文學所代表的中國民族地域文學的主要特征。聶茂準確地抓住這種特征，充分展現了它的全部復雜性。

聶茂的這個專著把縣域文學作為對象進行系統而完整的研究，并成為民族文學、地域文學研究的典型樣本。這種研究至少表現了聶茂彌足珍貴的品質與能力：敏銳、勇敢、淵博和耐心。今天的學人可能會理解其敏銳和淵博，卻未必會理解其勇敢和耐心。江華文學的影響力遠遠沒有達到在中國文學史上樹碑立傳的深度和水準，但是作為當代文學的參與者與推動者，聶茂的研究在這個不起眼的小小郵票上悉心精讀、專心雕琢，旨在為文學發展提供當下意義上的光明指引，哪怕是一把火，或者一盞燈。多年來，聶茂一直對江華作家的作品保持關注，并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細致的研究，從這個意義說，這本專著更是耐心、責任和意志打磨出來的書。所以當《民族作家：文化認同與生命尋根》呈現在讀者面前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對縣域文學的研究：綿密透徹的邏輯、鞭辟入里的分析、精當合理的論斷，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家的全部學養和才情。我能想象各位作家和學者在初讀書稿時的那種驚訝與感奮。在各種文學研究對經典做挖地三尺一樣的細讀時，讀者經常用了無新意和窮經皓首來形容，就是因為少有學者敢于突破現有的研究邊界，對嶄新的研究板塊做開拓意義上的細致研究。因此聶茂的卓然不群，使我們感到了中國文學生生不息的內在力量，更使我們在選擇文學研究的命題時有了一個直接的榜樣。

我對聶茂自覺自愿地走到邊緣俯身躬讀并舉起了旗幟，心生敬佩。所以我們才強調堅定和耐心對于一個學者的重要性，在關鍵時刻只有堅定才能把知識轉化為創造。從思想與文化影響的角度看，聶茂的概括與命名使原本處于遮蔽狀態的江華文學開始自我發現，他喚醒了江華著作者們作為作家與作為作家群的自覺，并因此使他們漸成氣候；同時他的研究與指認也使社會看到了江華作家群的存在，從而使這種存在固定下來。在文學史中，很多未被總結、確認和概括的文學現象往往在形成影響并達到自身成熟之前就歸于湮滅，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聶茂是江華作家群的塑造者，這也正是聶茂在文學邊地書寫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