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斌

莎士比亞說，“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此話套用在愛情方面再合適不過。古往今來，沒有兩個人的愛情軌跡相同。正因如此，愛情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天下有情人每時每刻上演喜怒悲歡酸甜苦辣的情景劇，也成為文學作品永遠挖掘不盡的富礦。

王蒙自19歲創(chuàng)作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以來，已整整創(chuàng)作了66年，寫下1800萬余字，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意、日等20多種文字，流行世界各地。近年來，耄耋之年的王蒙不僅在線下“大秀肌肉”，還努力融入網(wǎng)絡,他越來越禁不住地在文章中夾雜一些與網(wǎng)絡有關的話題，比如他的這部新作中，就多處寫到與網(wǎng)絡的親密接觸。

本書輯錄王蒙近年來的四篇作品。其中，《地中海幻想曲》《帽子》充滿愛情的朦朧詩意，兩位主人翁深陷愛情的矛盾與彷徨令人印象深刻。《郵事》未以愛情為主線，但寫到作者因營業(yè)員蘇霞的甜美形象，“去亞運村郵局辦事，愈加令我快樂溫暖，比溫馨又升高8攝氏度，譬如溫馨時是17度，溫暖時是25度”。

本書重頭戲、愛情小說《生死戀》則折射出王蒙對“愛情”的最新思考。在王蒙看來，“五四”前，國人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五四”以降，自由戀愛已成現(xiàn)實，但自由戀愛“到底能不能帶來幸福”呢？

王蒙把這個問題拋給了《生死戀》中的蘇爾葆。如果說，一輩子被父輩血緣關系陰影籠罩著的蘇爾葆一度是成功人士，那么其背后的“偉大女性”無疑是其發(fā)妻單立紅。作為蘇爾葆兄弟也是“影子”的頓開茅，則既是蘇在生活中的抵近觀察者，又兼具人生“航標燈”之責——當蘇爾葆在美國貧困潦倒幾欲放棄單立紅時，頓開茅給了他重新回歸家庭的勇氣；當蘇爾葆事業(yè)有成后出軌邱月兒時，頓開茅用重錘敲醒了他……

頓開茅就像蘇爾葆身邊如影隨行的“道德判官”。蘇最后自絕于世，一個因素是對愛情的迷茫，另一個因素則是無以超脫的道德負罪感。很難說，蘇、單當初的結合不是因為愛情，但未必是全部。在那個特殊年代，蘇父被打倒，蘇爾葆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此時任何一根橄欖枝都可能成為他的救命稻草。物質(zhì)方面單立紅無能為力，但她對蘇爾葆“政治”地位的扶助意義顯而易見。

蘇其實有“知音”，那就是嚴歌苓《芳華》里的何小嫚。雷鋒標兵劉峰只是本能地對她加以呵護，她卻用一輩子去回饋——這到底是因為愛情，還是感恩，誰又能真正說得清？

誠然，單立紅自始至終并未因此而要脅丈夫，但男人的自尊讓蘇爾葆始終挺不起胸膛。妻子的能干，在美國的自立自強，大大減輕了家庭壓力，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夫妻間的不平衡感。蘇爾葆后來凈身出戶，將所有資產(chǎn)留給單立紅，何嘗不是他的自我救贖？

某種意義上，情人邱月兒只是蘇爾葆的一個異化影子。蘇與邱的相遇本就因為物質(zhì)扶助。與蘇爾葆具有強烈感恩心不同，早已被物化的邱月兒更像感情販子，表面上對蘇懷有感激之情，可一旦自己的感情販賣不出所期望的市場價值時，便馬不停蹄地尋找下一個買家。這也預示蘇爾葆的愛情理想必定走向破滅，一個愛情的試錯標本由此誕生。

古往今來，以生死闡釋愛情的文學作品不計其數(shù)。不過，蘇爾葆的自絕于世不太像殉情，而更像他愛情一敗涂地的寫照。他的失敗是因為他的迷失，迷失是因為他始終沒弄明白愛情的真諦——先是背負感恩的沉重枷鎖，后又陷入以恩賜方式贏得愛情的誤區(qū)。

與現(xiàn)今一些作家濫于煽情截然不同，老一輩作家更習慣透過歷史和生活的厚重底蘊，讓故事更具有人間煙火的質(zhì)樸與生活氣息。王蒙的這個愛情故事，在冷靜的背后蘊含著作者的深層思考：自由戀愛為什么沒能給蘇爾葆帶來幸福？這是自由戀愛的錯嗎？

真正的作品不能沒有思考，有思考才能帶給讀者更富“附加值”的閱讀體驗。本書中，王蒙洗練的文字充滿哲理。比如那段王蒙在活動中大聲朗讀的關于文明的論述：“文明與不文明相距何遠！文明的特點是光鮮，不文明的特點是鬧騰。文明的特點是收斂，不文明的特點是追風逐臭出40里。”雖然觸及文明這個重大主題，王蒙卻以簡單和飽含生活常識的文字，把大道理講得如此透徹、通俗和親切。

顯然，愛情并不適合講大道理。關于自由戀愛這一宏大命題，雖然歷經(jīng)人生風雨，王蒙仍感覺沒有能力給出標準答案，他只是對物質(zhì)在愛情中的過多權重含蓄地表達了反感。確實，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物質(zhì)日漸豐富。然而，物質(zhì)的豐富并不必然地提升人們精神的豐度，比如人們對愛情本質(zhì)的認識，比如如何剝離愛情中的物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