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躍文說：“人是不可能走出故鄉的，哪怕他走過萬水千山。”我深以為然。

故鄉順天那條短小簡陋的街道，長不過幾百米，卻一直沒走出我的腦海，那人，那事，常常在夜深人靜時跳出來。它見證著歲月的更迭與人間煙火，承載著代代順天人的記憶與情感。

街頭是順天大橋，街尾是順天中學，大橋過去三四里路就是我的家，那條街是我初中上學的必經之路。晚飯后，同學們三三兩兩穿過街道溜達到順天大橋，那是一種輕松愉悅的節奏。我們常常倚著橋欄，看橋下潺潺的流水和咿呀劃過的漁船，看天上無憂無慮的云霞和兩岸綠油油的莊稼，一天學習帶來的疲勞便煙消云散，眼里洋溢著飛揚的青春和無限的憧憬。那時的橋比現在單薄，橋面不寬，橋墩數量少，結構輕巧，來往的車輛也少。在我們眼中，這橋不僅是交通要道，它更宛如一處靈動的天地，是我們漫步散心、駐足凝望的獨特風景之所在。

這條老街的鮮活，多半藏在圩日里。每逢農歷一日、四日、七日是順天圩日，趕集的人們成群結隊從各家出發，有人帶著農作物、家禽家畜出售，有人來買生產生活用品，街上人流如潮。廣播里放著上世紀80年代的歌曲，吆喝聲、叫賣聲、討價還價聲此起彼伏，熱鬧得很。圩日的中午，我總不愛在學校午休，總愛到街上逛逛，盼著遇見趕集的父母，討點零花錢買小食，或是看看他們有沒有捎來魚仔干、河蝦之類的葷菜。哪怕沒什么事，單是沉浸在圩日的熱鬧里，感受那份濃郁的生活氣息，就覺得滿心歡喜。

年晚圩更是把這份熱鬧推到了極致。作為農歷臘月最后一個圩日，它是一年中交易最活躍的一天。村里人半夜就提著燈火、挑著蘿卜青菜去街上占攤，豬肉、糖果、年畫、對聯等年貨擺滿街巷，忙活了一年的人們，終于能放下農活，為過年添置家當。那天的順天街，家家戶戶男女老少都趕來了，熟人碰面熱情打招呼，人群擠得密不透風。我侄子阿鋒三四歲那年，我哥帶他趕年晚圩，一轉眼孩子就不見了。家人發動所有趕集的熟人找遍了每個攤檔，從中午找到下午三四點，我哥這個七尺漢子急得眼眶發紅，全家人都揪著心。好在有驚無險，侄子哭著喊“爸爸”往沙溪搭凹的村口走，恰好遇上我姐姐的朋友琴姐。琴姐認出孩子，抱著他趕回街上，這場虛驚，成了我對年晚圩最難忘的記憶。

老街的煙火氣，也藏在一個個鮮活的人身上。順天街有兩位開店鋪的李老板，大家稱他們“大李”“李仔”。大李個子不高、微胖，待人總帶著笑，村里人都樂意和他交易；李仔是他堂弟，精瘦，臉上布著小黑痣，話少不茍言笑。李仔是父親的老熟人，父親喊他“李哥”，每次趕集都要去他店里喝茶聊天，買些菜種、咸魚豆豉之類的東西。李仔挑著雜貨擔走村串巷時，也常來我家歇腳，我最愛買他的麥芽糖，他總會用興寧客家話念叨著“打多點，打多點哈”，用小鐵鑿敲出一大塊給我。父親也總用好酒好菜招待他。只是每次父親在李仔店里給我買鞋，都只挑姜黃色的男款鞋。我疑心他店里只順帶賣男鞋，更不懂父親為何執意如此，每次抗議，父親都板著臉說：“小孩子的鞋分什么男女？能穿就行！”他生氣的樣子很嚇人，我不敢反駁，只能穿著男鞋出門，被小伙伴起哄時，恨不得把鞋扔掉。那些鞋從沒穿爛過，都是我偷偷割爛、扯爛的。我寧愿趿著姐姐的舊鞋，也不愿穿這些不合心意的男鞋。

村里的“阿狗”，也是圩日里繞不開的人物。他和父親年紀相同，我喊他“狗爺”，他皮膚白凈、高高瘦瘦，總在街上閑逛，村里人說他有“第三只手”。那時我不懂這話的意思，只知道他眼疾手快：蹲在煙絲攤卷支煙的工夫，就能順走夠抽三四天的煙絲；從雞鴨攤走過，轉眼就能從懷里掏出幾只小雞小鴨。有人打趣說他會“遁術”。他靠這些小動作混日子，也有失手被打得半死的時候，村里人總拿他當反面教材告誡孩子，卻也并不真的討厭他，反倒覺得他是老街的一樁“趣聞”。

也是在這條街上，我第一次真切體會到生活的不易。大學畢業那年暑假，我和父母各挑著兩籮筐花生到街上賣，他們交代好價格便回家干活，留我守著攤位。整擔買每斤1.5元，散買1.8至2元，這是父親定的價。直到中午，才有個商販模樣的男人來詢價，他翻了翻籮筐底下的花生，嘗了嘗干濕，還價到1.2元，我搖了頭，他便走了。此后零星有人問價，卻都沒成交。到下午三點多，趕集的人散得差不多了，那個男人又回來，只肯出8角一斤，還說“不賣你就得擔回去”。我咬咬牙答應了，最后只賣了150元。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哭，這些花生是我和六十多歲的父母鋤地、挑肥、除草、收摘換來的，那么辛苦，只換來這點錢，我終于懂了勞動的艱辛，懂了父母掙錢有多難。

如今再想起順天街的舊時光，那些熱鬧的圩日、鮮活的人、酸澀又溫暖的小事，都成了我心底最珍貴的寶藏。這小小的街道，早已成了我的精神家園，無論走多遠，都走不出它的溫柔牽絆。

作者：朱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