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凱雄

坦率地說，薛喜君的作品在我的閱讀記憶中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是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為扶持本省中青年作家而策劃組織的這套“野草莓叢書”在我曾經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集中出版，這個空白期還不知會繼續多長時間。

在這個有了“百度”的時代，一般信息的獲取實在便利得很。搜了一下，才知道這位薛喜君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創作，近三十年的創作歷史在我的閱讀史中竟然還是空白，著實有點汗顏了。她這次進入“野草莓叢書”的是一本由8個中短篇小說組成的合集，其名為《李二的奔走》。集中閱讀下來，的確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其創作比較突出的個性化特征。我想這8個中短篇小說如果是斷斷續續地來閱讀，上述感受倒未必比集中閱讀來得強烈，這樣一來，倒是應驗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那句老話。

在“百度”那還獲悉：一些論者對薛喜君作品的評論中出現頻率比較集中的幾個關鍵詞不外乎是“普通人”“小人物”“底層”一類。這的確是薛喜君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事實，在這本《李二的奔走》中也不例外，諸如《落棗》中的五爺、《老榆樹下的女人》中的盧梨花、《夜晚如歌》中的俞麗菁、《李二的奔走》中的李二、《酒館》中的馬玉翠和《一只鳥從窗前飛過》中的劉青芳莫不屬于這類生活在“底層”中的“小人物”；至于《西風起舞》中的李志偉和《雪夜晚鐘》中的向藤書，雖不似前面幾位那么“小”，但充其量也就是個“九品芝麻官”之類的小干部，骨子里依然還是個“普通人”。

薛喜君的作品就是由這樣一批“普通人”撐起的天地，這也沒什么不好。我所不太理解的是為什么我們的一些評論總是會格外強調這一點。如果說僅僅只是以此作為對其小說寫作取材特點的一種客觀描述倒也無妨，但如果潛臺詞是暗含著一種價值的正評判則未免有點不那么確切，似乎只有這樣才意味著作家深入生活關注民生體貼基層。其實不然，在人類社會的整體結構中，位居社會底層的所謂“小人物”和“普通人”在數量上恐怕永遠都是多數，即使是發達國家也依然如此，所不同的大約只是一些具體指標的量化標準和結構比。因此，立足“底層”，關注“小人物”和“普通人”本質上就是在關注社會的基本面，是絕大多數寫作者取材的一種常態，“普通的”就是普遍的，大可不必人為地刻意地將這種寫作與另一些關注社會上層或精英面的作品對立起來，那些不過也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所謂社會上層與精英同樣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和自己的人生，而關注社會關注人生本身就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都是文學寫作的普遍規律，不同的不過只是關注的點與面各有其側重而已。

不僅如此，我們的一些論者在談到薛喜君的創作具有關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和“普通人”特色時，還特別強調這位作家具有一種“悲憫”情懷，這也是我并不十分認同的一種評判。盡管“悲憫”的本意為哀傷而同情，對人間苦難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感且折射出一種博大的愛。但在我看來，這些似乎都應該是一位稱職作家面對苦難時的一種基本底線，并不足以成為衡量評判作家作品的具體標準。或者說，如果僅僅以此為標準對作品進行評判，一是過于單一，二則也未免泛化了些。比如面對苦難固然可以秉持“悲憫”的基本態度，但對造成苦難成因的追尋則遠非“悲憫”二字就可涵蓋得了。

澄清了本人對評判薛喜君作品評價中出現的兩點不太全然認同的說法后，再來看這位作家的創作到底具有哪些特點及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或許能更加貼近作品本身。綜觀出現在《李二的奔走》中的8個中短篇小說，取材大都地處社會最基層，或鄉鎮或油田或礦山，多以民生之艱難為主，而且這些艱難也應和了老托爾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生存的艱難、情感的艱難、成長的艱難等都出現在薛喜君的筆下；然而作者也不是一味地盯著艱難落筆，在艱難中，不時也有幾抹亮色暖色出現：“普通人”的質樸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純樸關系、為他人幸福而不惜隱忍自己的善良、為下一代健康成長而忍辱負重的奉獻……這樣的呈現既是作者堅持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真實客觀地反映我們社會生活的結果，更是作家盡情地擁抱堅實的土地、擁抱火熱生活的結果。

與其說薛喜君在反映我們社會“底層”“普通人”的生活艱難時充滿著“悲憫”的情懷，倒不如說她的寫作十分接地氣，始終努力用一種發現的眼光捕捉現實生活中的繁復與本真，因而作者投入的情感不僅限于悲憫，同時還有沉靜與博愛、批判與贊美。這同樣得益于作者始終立足于堅實的生活沃土深耕細作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