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三農”工作的重心迎來了歷史性轉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成為未來農業農村工作的主要方向。基于上述背景，鄉村振興促進法應運而生，于今年4月29日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于6月1日起施行。鄉村振興促進法的頒布和實施，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制度價值。

為推進鄉村振興提供長期制度保障。制度保障是鄉村振興戰略順利推進實施的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201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三步走”的目標任務，即：到2022年，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初步健全；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鄉村振興促進法出臺之前，雖然黨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多件有關鄉村振興的規劃和文件，也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但期限都比較短，難以確保政策的連續性。而鄉村振興促進法將此前出臺的一系列文件政策中的戰略規劃、責任主體及推進措施等固定下來，把行之有效的鄉村振興政策進一步規范化、體系化并上升為國家的法律。國家法律長期有效且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堅強后盾保障其實施，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長期穩定的制度保障，能夠確保鄉村振興戰略部署得到有效落實，確保全國各地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職責清晰、目標明確。

為解決重點問題明確統一應對原則。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逐步凸顯出一系列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如農民權益保護問題、糧食安全問題、基本農田保護問題、人才缺乏問題等。針對這些全國具有共性的重點難點問題，鄉村振興促進法歷經三次審議，不斷優化完善，規定了統一的原則性的應對措施。例如，針對在合村并居工作中違反法定程序、侵害農民權益的突出問題，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要堅持因地制宜、規劃先行、循序漸進，順應村莊發展規律，按照方便群眾生產生活、保持鄉村功能和特色的原則，因地制宜安排村莊布局，依法編制村莊規劃，分類有序推進村莊建設，嚴格規范村莊撤并，嚴禁違背農民意愿、違反法定程序撤并村莊。針對糧食安全和個別地方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的問題，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國家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糧食安全戰略；國家實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建設并保護高標準農田。針對人才缺乏問題，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國家健全鄉村人才工作體制機制，采取措施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提供教育培訓、技術支持、創業指導等服務，培養本土人才，引導城市人才下鄉，推動專業人才服務鄉村，促進農業農村人才隊伍建設。這些原則的提出，為解決鄉村振興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明確了努力方向，確保全國各地能夠采取有針對性的具體措施。

為適應地方特色預留充分創新空間。鄉村振興促進法屬于促進型立法，其中的法律規范以激勵扶持類規范、宣示宣言類規范、道德提倡類規范為主要表現形式，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的剛性弱化。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了鄉村建設的各級政府尤其是縣級以上政府的職責范圍，確立了農村人居環境治理中政府、村級組織、企業和農民等共同參與的共建共管機制，雖然本身法律責任條款較少，但配合其他法律法規規章，完全可以敦促相應主體特別是各級政府履行法定職責。更為重要的是，鄉村振興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農業農村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所呈現的主要問題也不相同，而且鄉村由于資源稟賦、地理位置、鄉土人情等差異所存在的問題也是各具特色。鄉村振興促進法不可能概而論之，以強制性的法律規范為主全面細致地對各地鄉村振興措施作出統一要求。而以激勵扶持類規范、宣示宣言類規范、道德提倡類規范為主要表現形式，對鄉村振興措施作出概括性原則性規定的這一特點，不僅克服了傳統管理類法律過分注重運用處罰手段來突出法律強制功能的缺陷，有利于更好發揮法律的指引、預測、評價、教育、強制等功能，引導各地樹立良好的法律意識，同時也為各地針對本地特色創新性地推進鄉村振興工作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確保全國各地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進行有效探索。

據學習時報